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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在场与及物的乡村文学《神医》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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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楼主| 发表于 2019-1-28 00: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在我看来凸凹的小说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二是叙述上开创了一种他独有的杂文随笔风格,三是在乡土文学中他几乎以一人的力量和个性传承了中国文化——一种在民间代代相传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
  对凸凹的作品,读得较多的是散文,真诚、坦荡,笔端不时流露出别人往往倾向于隐藏的最真实的东西。最近读凸凹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好像发现了一片新天地:这么独到的小说,过去多年中怎么就一直视而不见?
  凸凹自称特别崇尚两个人的语言,一是汪曾祺,一是孙犁。此二人最大的特点是中国气派:简至,意境,唯美,阴柔,而简至(主要是由简短的有节奏感的断句、语感、语气构成)在我看来则是首要的,没有简至,后面的三种审美都不能成立。简至甚至是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前提。凸凹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是镶嵌到我生命中去的,他的著作,是我的枕边书,每日耽读与揣摩,从无中辍,我把他当父执人物。”可见凸凹受其影之深。但事情的吊诡往往在于,我们崇尚什么正是我们之所缺,所缺必导致学习揣摩,结果却往往是得了真髓,却并不似所学之人,成了另一种东西。在我看来,凸凹的语言除在简至上得了汪曾祺的真髓,其他都不像汪曾祺,也不像孙犁,凸凹的小说既不意境、也不唯美,更不阴柔,相反,在简至统摄之下,倒有一种阳刚之气,山野之气,俚俗之气,因为简至,这些本“不”文化之气反倒有了一种神奇的文化味道。事实上就作品内容的广度与宽度以及复杂度上,凸凹比自认的师承还要更有力量,更浑厚,更贴近现实,用现在批评家时髦的话说:就是更及物。
  试举一例。《天赐》描述祖父特点:“他对女色无所用心,整天赶着一群羊往山上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唱歌。那山歌的词句很不完整,词意也暧昧,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唱,很任性,却不动情。”几句简至的话,简至的节奏,就把一个山野之人勾勒得异常清晰。
  凸凹小说第二个特点是杂文随笔风格,这点也不同汪孙,这使凸凹在小说的文体的有了一种可贵的拓展。这一点孙郁先生的论述已非常到位:“凸凹的小说不饰铅华,有乡土的东西,也有学问的东西,九曲回肠,像诗,像随笔,像风情绘,又像戏剧,小说在他那儿成了很灵性、很自我的存在。”最典型的是《悯生》,写了四种死,在一个短篇里写四种死本身已有随笔的行文方式,而每种死之后作者都要品评几句,比如写堂大伯的死,作者便做结说:“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堂大伯的父亲虽然跟鲁迅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我的曾祖母——他的母亲,已把一些关于生死的信息通过血液传递给了他,他不仅学会了听天由命,而且还学会了给无奈找出让自己确信不疑的理由。”这样在小说里把鲁迅抬出来的议论,完全是一种杂文随笔的风格,但它又是小说,因而让人耳目一新。
  凸凹的第三个特点最为复杂,与前两者有关,与小说内容有关,更与凸凹没完全离开乡村有关,与他始终在“场”——在乡村的“场”有关。当今中国文坛存在着强大的乡土文学,亦存在着强大的乡土作家群,如贾平凹、阎连科、莫言、刘震云、毕飞宇、余华,可以说数不胜数,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乡土,是离开乡土之后写乡土,离开了本位;他们呈现的早年的乡土或唯美、或抒情、或批判、或魔幻、或血腥、或荒诞,总之是回望式的加入了观念性的写作,是站在城市化的文学视角观照乡村,抒写乡村。凸凹无疑是乡土作家,但凸凹与上述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始终没离开自己的乡土“本位”。
  凸凹是京西农民的儿子,以后成为了作家,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无论感觉上还是切近的地理位置上,凸凹都没感到自己离开了乡村本位,都还感到自己是农村人、是农民,他也经常把这话挂在嘴头上。从作品的面貌来看,凸凹呈现出的乡村与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们颇为不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凸凹的写作没那么多的“文学观念”,他延续的是中国化的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文脉。他叙事状物的立场是乡村知识分子的立场,因此他的小说里没有观念意义上的魔幻、荒诞、残酷、暴力美学,有的是在场的乡村生活本身——其间流淌着源源流长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如此,凸凹的小说也没有回望式的唯美与意境的影响,换句话说与他所崇尚的汪曾祺、孙犁也有质的区别。凸凹是一个客观的乡村知识分子、乡村作家,而非乡土作家。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是《神医》,一是《字戒》,它们都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性的标志:一是中医,一是书法,并在两个典型符号中寄予了个人物命运的起伏,同时又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小说中有乡村文化,乡村政治,个人在文化中的命运际遇,善恶互现,夹缠曲折,异常深刻,异常本色,异常中国,异常文化,让我们看到千年文化一脉相承的东西。凸凹以文化之身坚守乡村现场,他写作,并始终在场。
  当然,其实凸凹是读了大量西方经典文学的,功底异常深厚,但由于他是在场的,西方的影响总是被现场的生活经验以及所含的中国文化所纠正,并在他的作品中化为无形。像《神医》表面上很难让人想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因为完全是中国化的作品,但往深里想还是可以看到卡夫卡在远方的照耀。凸凹是非常狡猾的,他的视野当然不只他的乡村,不只是中国,只是他把更大的视野在他的乡村中化为了无形。凸凹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是在场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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