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三个“至上”——读李迪的小说《警官王快乐》

dragonkym

作家李迪最新出版的微型小说集《警官王快乐》与无锡有关，其创作根基来自无锡这块热土。《警官王快乐》的素材除去李迪近两年深入江浙警营生活所得，大都是对其长篇报告文学《铁军·亲人》艺术形式的转化，使我原想为本文起题目叫《幽默感：故事叙事的手段》。最后改为现在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强烈地感到这本书中的三个“至上”。一是人民至上，这是本书主人公王快乐身体力行的。二是生活至上，这是李迪的写作秘诀，没有生活，没有他行走太湖之滨，深入江浙，六下无锡，先后对数百公安干警的采访，断然出不来这一百篇《警官王快乐》。三是大爱至上，李迪的作品里一直有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化情怀。从他上世纪80年代写的那些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到不久前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无不具有这三个“至上”的特点。这是我对李迪和《警官王快乐》的初步解析。

《警官王快乐》开头有一句很好的话，“用快乐化解不快乐，让快乐像阳光一样温暖，这就是他的小小中国梦！”这是小说的导读语。中国人快乐吗？中国人快乐价值昂贵吗？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快乐观又是什么？平民百姓的快乐在作家眼里又是什么价值？这一系列疑问都可以从《警官王快乐》里找到答案。李迪用一百篇精短叙事，讲述一个普通民警的若干生活故事，进而阐述了一个行业即人民警察的快乐观，也用一百个故事写活了普通百姓的可亲可敬，这就是我理解的人民至上。王快乐是一个聚焦点，也是放大镜，他属于无锡，属于江苏，更属于中国，这是近些年比较罕见的艺术典型。你可以视它为王快乐小传、王快乐传奇、王快乐写真。为本书插图的画家刘学伦给王快乐塑造一个鸭梨脸的形象，这是画家心中的王快乐，但我相信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王快乐。我心目中的王快乐是对警民关系有特殊理解，对警察文化有特殊贡献的智慧型人民警察，他身体力行，恪守人民至上的原则，这也是公安战线提倡的理念。

《警官王快乐》是从生活中走来的。李迪擅长写小说，现在他又进行报告文学的写作，包括不久前到甘肃采访扶贫点，跟老农民对话精准扶贫，写出《三十里那个干沟沟九十九道坎儿》，发表在《人民日报》，内容十分精彩。由于写作报告文学的采访，由于丰富多彩的警察生活提供的素材，使他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和创作的冲动，他才能一口气写一百篇。写小说的确是李迪的强项，他虚构的王快乐有厚实的、坚实的生活基础，看似碎片化的生活羽毛通过他的手编织成一幅斑斓美丽的彩锦，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地冲击着读者。他紧贴着人物写，浓郁的在场感、现实感给人艺术震撼。可以说，《警官王快乐》是一百幅人民警察的肖像素描，也是平民百姓的快乐诗篇，底层琐碎乃至卑微的快乐感觉，都流露出浓重的人民性，这是李迪身为一个作家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袒露。

《警官王快乐》的描写对象，大多是社区生活中的百姓，他们的幸福是很微细、琐碎的，有时候可能一顿很好的晚餐就是快乐的目标，但是李迪通过王快乐的形象赞美琐碎的快乐感觉，并用自己的才华把这种感觉编织、放大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这就是普通公安干警所面对的当代中国现实。李迪的目光关注底层的民众，特别难得。人民警察有时候就是政府形象的大使，一个人民警察对老百姓的态度常常折射出当地政府对人民的态度。李迪借助王快乐，完成了自己某种心灵的救赎，他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有着深深的同情，甚至是含着眼泪的同情。生活可能没有他笔下那么美好，但是作者希望借助王快乐的形象使生活变得美好，使人们变得快乐，这是作家借助小说表达的特殊形式，报告文学不允许，小说则可以。李迪非常努力地，甚至十分不易地把一百个故事搬到了我们面前，这一百个故事不是每篇都精彩，这种写作有些冒险，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但总体来看，王快乐的形象、言行举止、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短篇历来难写，一千多字一个故事，起承转合，设置矛盾，真是挑战自我的写作样式，李迪能完成下来非常不容易。

欧·亨利式的结尾，契诃夫式的幽默，读李迪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两个外国小说名家。所以王快乐不凡，一百个普通而又平凡的民警故事，阐释的是不一般的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