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全三卷

ljlz8 · 发表于 2016-5-16 13:50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
　　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日本，太平洋北部一个由四个大岛和无数散碎小岛组成的岛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岛国上衣衫褴褛的农夫、饥肠辘辘的武士、阴鸷贪婪的庄园主在狭窄的火山缝隙里构成了一幅贫穷混乱的社会场景。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岛国上的海盗、浪人以及官员们，年复一年地乘船向西——无论是为了抢劫、偷盗还是朝贡——当他们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陆时，总是战战兢兢的。他们长久地把这个国土面积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饶国度称为“天朝上国”。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块未开发的“新大陆”。当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库克船长还没有在澳洲登陆的时候，中国已经殿宇金碧辉煌，城郭密如繁星，江河舟楫穿梭，沃野稻黍摇曳。数千年来，中国的哲人们捧读经典洞察玄机，诗人们浅唱低吟华章如锦，农人们参悟天象耕云播雨，武人们琴心剑胆横刀立马。中土广袤，边塞飘雪南岭飞花；中国人口众多，挽手为岳哈气成云；中国人杰地灵，豪杰辈出圣贤代代。
　　这样的中国，屹立在日本人可望不可即的大海的另一边。
　　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长达数年的中日战争，却使中国大半国土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近两千万中国军民在战火中丧生。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
　　而中国人是否知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四百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们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指挥二十万日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为计算并领受战功，日军将领和士兵用盐和醋保存了无数朝鲜人的耳朵和鼻子——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战死的朝鲜官兵的，另一部分是割下来的朝鲜老弱妇孺的——它们被当成战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广寺的西侧，被称为“鼻冢”。
　　毫无疑问，中国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耳朵和鼻子，还有足够分赏的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的私属领地：“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呈献都城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1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2
　　这一发声于四百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作“进入”。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知逻辑上丧失“侵略”与“被侵略”这一常识判定的国家，前所未有。
　　十七世纪初，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开疆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的扩张理念，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大大日本国也。”3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仍旧是“小日本”。与近代中国一样，长达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得日本经济凋零，吏治腐败，武备废弛。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率领下，“直入”日本江户（东京）海岸的浦贺，美国人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商品贸易，日本近代史称之为“黑船事件”。无力抗衡美国军舰的日本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大致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但从别国“直入”的角度讲，黑船事件无论性质和后果都无法与鸦片战争相比。西方列强既没有在日本划分势力范围的企图，更没有占领那个大海中的岛国的打算，美国人不过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当西方列强的舰炮在中国海岸轰鸣时，当中国人还在懵懵懂懂地观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国的海滩时，数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却举国人心惶惶了。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狭窄的耕地面积使得粮食产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浆堆积的新生陆地几乎没有可供开采的矿产，而日本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限土地出产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国民之增加无限，国民终多于国产，国产少于所增之国民，终难遂之所欲。”4——无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机意识的地缘因素。
　　因此，当看到“天朝上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后，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种极度焦灼的情绪，这种混杂着不解与震惊的情绪，其核心还是生存危机意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和谋臣们不同，岛国上的人从来没有试图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下级武士和豪商志士开始激烈地反对封建幕府，呼吁改革，畅想由“小日本”变为“大大日本国”的宏伟蓝图，其主张与丰臣秀吉等人的扩张思想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极为日本式的开国方略和逻辑准则。
　　至今影响着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维逻辑，产生于中国大清咸丰年间，名为“补偿论”。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是这一论述的鼻祖。据说他十五岁就已经饱学中国儒术，十七岁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近代中国的政客谋臣们，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他们给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议守”或“议和”。而吉田松阴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却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他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以四百多年后依然是危机导火线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作为“直入”中国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阴最早提出的：“一旦君临满洲朝鲜，竹岛是最好的落脚点”，它是“日本将来进军大陆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5
　　“进军”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劫掠。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守信义，趁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6
　　“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7
　　这种逻辑违背了常理。
　　常理应该是：受到劫掠，弱者顺从屈服，强者奋起反抗，两者必选其一。而日本两者都没有选，不去劫掠者那里讨回损失，却去劫掠别人以挽回损失。这是弱，还是强？通常的逻辑是：凡极度狂妄和偏执者，多内心极度自卑；凡对强者奴颜婢膝者，多对弱者残忍凶狠——自卑和凶狠需要相互补偿，这才是“补偿论”的真谛。
　　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是封建国家，而日本在封建社会跨越式地产生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殖民扩张思想，这在历史发展规律上也不合乎逻辑。
　　日本的近代史是世界史中的特例。
　　为了实现“大大日本国”的宏伟目标，依照“补偿法”的基本原理，在确定劫掠目标时，日本人认为最易得手的莫过于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处开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由皇国易取之土，莫过于中国之满洲。何也？满洲之地，于我日本之山阴，与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对，总八百余里。固知其势易扰。骚扰也当以不备处始，西备乱妨东，东备骚扰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间，以知其虚实强弱，而后避实就虚侵它……如此黑龙江之地方悉为我有。”8
　　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9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
　　佐藤信渊，生于一七六九年，卒于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一八三二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一百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顽固持守令人难以置信。
　　一般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转折点，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始。曾在侵华战争中出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对此阐释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下的世外桃源迷梦，从封建国家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它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瞠目而视，同时又对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锋利势头感到惊愕……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海外，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在明治维新和以后日本所处的客观形势中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10
　　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和“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近代中国与日本一样“瞠目而视”并“感到惊愕”，但是，“瞠目”和“惊愕”之后，两个国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中国致力于固守疆土，购买军舰横陈港口，修建炮台把守海岸，千方百计地要把列强阻挡在国门之外。而日本却把富国强兵作为国策，把疆土防线从本土推向海外。这种向内消极防御和向外积极出击的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悲剧历史的根源之一。
　　一八六八年初，中国大清同治七年，日本以中下层武士为首的倒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封建幕府持续了六百八十二年的统治。九月，睦仁天皇改元“明治”，并开始了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强国的维新改革。日本模仿西方订立民法、刑法和商法；废除身份制度；结束藩主割据，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于中央；统一货币；依照德国和英国的模式重编陆军和海军，规定全国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一律须服兵役……在迅速完成向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过渡后，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施政纲领，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11
　　基于这一对外扩张的国策，第一要务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在设立兵部省、外务省和发展军工的工部省后，日本又设置了由天皇直辖的军部。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直接对天皇负责，从此确立了军阀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要求皇军为扩张战争奉献生命乃至一切。一八八二年，天皇又颁布《军人敕谕》，要求日本皇军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确立，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要标志。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国是神国，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亿的世界；一神的附属，永传万乘之王道。”12由“神国”引申，便是“神国中心论”，即：日本在东方，“东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开辟，由东方开始……”13
　　日本人的“神国”论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
　　其一是绝对尊皇。中国也是帝制形成很早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世界上少有的泛神论国家。中国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成为国民的信仰主流。自古以来，中国人可以什么都信，也可以什么都不信，信与不信的确立大都出于功利目的。中国人会向神灵索取自己需要的一切，从发家致富到消灾避祸，再到家里生下一个男婴。对于普通中国百姓来讲，虽然国家有一个皇帝，但是皇帝与他们既没有精神上的融合也没有利益上的关联。因此，中国人除了惧怕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府恶吏、乡间恶霸以及突然闯入家门的兵丁和散匪之外，谈不上由衷地敬畏什么。而日本国民对“天皇是神的后裔”之说确信不疑。率先指挥日军入侵远东的丰臣秀吉就曾向国人宣布：“夫日本神国，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无差别。”14尊皇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人对“神”即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成为延续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其二是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中国也曾长久地视天下别的国家为“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强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天津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将“夷”改用为“洋人”。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世界属于中国的想法。而日本宣称自己位于开天辟地的起始之地，是为了证明整个世界本该属于日本。对此，佐藤信渊的表述是：“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15“以此神州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16
　　从尊皇到“神国”，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庄园制的产物。为了保护庄园不受外侵，庄园主武装了部分庄民，这些庄民逐渐脱离生产成为专职武士。在日本国内长期的战乱中，各个政治集团都拥有效忠于自己的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成为日本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自一一九二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至一八六七年最后一个武士政权德川幕府被推翻，上层武士集团统治日本长达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漫长的浸染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内涵复杂，主要由两个层面组成。
　　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从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直到对神即天皇刻骨铭心的忠诚。这是一种绝对的盲从。倒不是日本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概念，而是判定善与恶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与“不忠”。——“不为舆论所迷惑，不问政治，而专念于守本分之‘忠’节，牢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17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静地面对死亡，甚至要求厌恶生而亲近死：“昼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时之死生，只是寻常事”，“死生荣枯只是一气之消息盈虚”而已。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论语》一书，对此说得最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18
　　武士道由一种职业操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为日本国民的集体信念，更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
　　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令“大日本皇军”一词至今仍是中国人记忆里凶残野蛮的代名词。
　　但是，日本的右翼政客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军屠杀的中国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亚洲人，统统都是野蛮人。——既然是文明人面对野蛮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逻辑可循。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19——“共狩共食”一词用得极为阴险——中国人是愚昧野蛮的猎物，是“文明人”猎杀的对象，日本人不但要脱离亚洲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还要和欧洲人一起猎杀中国并分享之。
　　福泽谕吉“共狩共食”的理论依据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国际公法以及和平条约，都不如一门大炮和一筐弹药来得实在——“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之道，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灭亡”。20福泽谕吉所说的“他国”即指中国：“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无论如何，若把这个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后另行改组，则人心也许会为之一变。”21——福泽谕吉替代“侵略”的词语是“改组”。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不断染指中国，这使得在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强大的日本“改组”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一八七九年，日本参谋本部首任长官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呼吁，当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强兵”，因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可守”。22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想强国富民，但以强大的武力掠夺他国，达到强国富民目的，这是日本独有的逻辑。
　　这一年，日本占领冲绳，将属于中国的琉球改为冲绳县，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岛屿强行纳入日本版图。
　　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出面调解，无效。
　　一八八七年，中国大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的中国看上去似乎并无动荡：五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孙家鼐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中国再度降低边界贸易的进出口税率，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两处通商口岸，给予法国在中国南境、西南境享有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十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葡萄牙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允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允葡萄牙派驻北京公使；允葡萄牙在中国通商口岸设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各种条约被蝇头小楷写成奏折送往颐和园。在颐和园休养的慈禧太后很喜欢昆明湖上那个被荷花簇拥的小岛，她并不认为大臣们不断向她提起的远在东海深处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以及南面的那个澳门半岛，与她的大清国和她当下怡然的心境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这一年中国的民间看上去似乎也无大事。北方，黄河于九月在郑州附近再次决口，灾民们照例开始四处移动。南方，一个男孩儿出生于浙江溪口镇的一户富商家里，没人会料到这个名叫蒋介石的中国人日后会成为日本人的死敌。
　　但是，一八八七年，在日本却出现了一件与中国相关的大事：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个最为嚣张的侵略中国的蓝图出笼了。
　　小川又次，福冈县人，职业军人，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这个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军官，被认为是影响了日本陆军数十年的战略家。他在一八八七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当时他的军衔是大佐，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这一作战计划被日本军方视为全面侵华的重大军事机密，名为《清国征讨方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抱有一个荒诞的逻辑，即“日中连带论”。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自尊傲慢成风，自称中国”。“清国自尊傲慢，若实力达此程度，即便对无关邻国，亦欲玩弄实力”。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趁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23
　　鉴于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国的详尽作战计划：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乃至五十年后的中日战争中，这一作战计划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武力占领中国后如何处置这片偌大的国土？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属于日本版图；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我国之保护国，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使之属于我国；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24
　　也许由于上述计划过于露骨，为说明占领并分割中国“并非暴举”，小川又次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番离奇的辩解。首先说，当年清朝夺取的是属于明朝的中国，既然清政府没能把中国引向文明，就应该让清人退回到满洲老家去，将拯救中国的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但让中国的明朝复兴，又无异于制造出一个新的大清王朝，这样中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不如把中国分割成块以便利于日本统辖。然后说，日本人的这种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国人的意愿，日本可以让中国人建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但能恢复明朝汉人的统治，而且日本还将负责地为中国寻找一个“关羽后裔”来当国王——中国人喜欢财，关羽是国人的财神，中国人自然会拥戴这个决定。——当然，即使是“关羽的后裔”也应该在日本的庇护之下。至于西藏、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状，由日本册封几个酋长，只要听从日本的管辖，将保证其社稷安宁人民幸福。——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谁能一味视我国为土地掠夺者”？
　　与丰臣秀吉一样，虽然出笼的是侵略计划，小川又次仍回避着“侵略”二字。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词语是“进取”。
　　一八九〇年，日本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种必然。农民失去土地，农村更加凋敝，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落后形成社会冲突的爆发点，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与国内市场的狭窄以及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日本是后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必须扩张资本并寻求海外市场。这个时候的日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动战争。
　　四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二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地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时至今日，就像住一间房子里的两个人一样。在贫穷的国土上，每年增加四十万人口，照此计算，这样不断积累的话，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我国向世界各地扩展人口之时，成为阻碍之大敌的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据我所想，我国将来的历史，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国建设新故乡的扩张史。如果我们日本能够战胜土地是我们十五倍、人口是我们的十倍的大清国，不仅可以扬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孙，面向世界，永远立步，还可以增强我们站稳世界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建设扩张性的日本而战，还是为了建设扩张性日本的自信心而战。25
　　《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只是这个辩解更加耸人听闻：
　　三百年来紧缩的日本一跃而为扩张膨胀的日本的大好时机，不在此刻又在何时呢？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一大打击，把文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26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尽管大清王朝在一八八五年就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并于《清国征讨方略》出笼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八年，成军了具有二十五艘战舰、总吨位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仅仅六年后，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即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一八九五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予日本，同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尽管后来在列强利益关系的制衡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中国需要再多赔偿日本白银三千万两，此项赔偿被称之为“赎辽费”。——自己的国土竟要从劫掠者那里赎买回来，这样的逻辑在国际关系史中绝无仅有。
　　在未获得这项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从未读到数万万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元。因此两亿三千万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27
　　在日本为巨额赔款举国狂喜的同时，中国北洋舰队残剩的战舰被拖到日本，停靠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被用于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厚颜无耻的大清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族。
　　近代以来，日本给与中国人的精神侮辱，远比物质抢劫更为深重。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占据并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他们几乎同时提出了“保护中国”的建议——这显然是坐地分赃的伎俩。看到独霸中国已不可能实现，一八九八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28
　　一九〇〇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他们联合入侵并占领京城，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列强们的军队在紫禁城阅兵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在对中国入侵和抢劫的八国联军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两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四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列强们在庚子事变中所获甚多，但他们侵占的只是中国的一隅，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占并统治巨大无比的中国，他们也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独自享用如此广袤的疆土和丰饶的物产。日本虽对西方列强成为其全面占领中国的障碍万分恼怒，但也不得不与列强们妥协：“维持中国独立，保全领土，各国在华之商业，持机会均等主义。”29——只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欲望和境况，如何甘心与西方列强“机会均等”？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日本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八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从中国山东半岛登陆——此前那里是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整个胶州湾，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按中国之现状，并无自保之力，外国则除日本外无此资格。盖中国之保全与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离之事实，则只有日本负此责任。”30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胀论》一书中，将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孙树”——公孙树，稀少名贵的木种——具有伟大的品性却生长在花盆里，因而不能伸展枝干。所以，应该“把日本民族从这狭小天地拯救出来，移植于世界的沃野中”，让这棵名木“于广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31姑且不论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词：“移植”。
　　那么，日本应该向哪里“移植”呢？
　　日本人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对岸有合适的地方。
　　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强入侵的行动中，中国从未赢得过胜利。一九一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名义上主权独立的中国已成为国土最为破碎的国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占领台湾后，又占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割据广东、广西、四川以及云南；英国占领香港后，染指长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并武装入侵西藏；德国的势力占据山东；葡萄牙进占澳门。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遍布着列强们掠取的租界；不平等贸易使中国的经济几近瘫痪，巨额的战争赔款又让列强们以借款的名义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一切国之命脉。中国的当权者——无论是皇上还是大总统——一直奉行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苟且政策。结果是国家一贫如洗、国民苦难深重。
　　但是，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在中国的苦难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边的苦难中。一战结束后，美英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扩张势头，规范东亚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于一九二一年末至一九二二年初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产生的公约和条约促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不但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进行了种种限定，比如确认满蒙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容别国占领，而且还给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为一流帝国，日本为二流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为扶助角色。——觊觎着整个亚洲的日本，被列强们列入了二流，这让日本人感到愤懑和难堪。
　　更让日本严重不安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
　　近代中国对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对日本人。确切地说，中国人从没把日本人当洋人看待过。这不仅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相貌和体征与中国人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岛国视为一块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自唐开始，中国的国土上就能看见从那个岛国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中国人将他们统称为“倭”，将那个岛国称为倭奴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十四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之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持续不断，中国人的排日情绪逐渐高涨，民间不断地发起抵制日货的行动，官方更是把日本视为最阴险的外交对手。出于自身境况的考虑，中国一直采取依赖美英、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战结束后，中国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并表示拥护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希图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从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图谋。
　　面对中国，日本的苦闷源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地抵制日本？
　　这种苦闷催生了日本军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一九二一年，几名被派往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郎，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图扶持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同时，明确表示：“满蒙地区与我国领土相接，对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关系极为密切。以此两个利益为主，在满蒙地区扶植我之势力，此乃我对满蒙政策之根本。”32
　　还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国的上海，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成为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怀拯救衰弱中国的梦想。尽管两党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拼死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可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已深陷军阀混战中。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各路军阀为争当统治者接连开战，整个中国在你来我往的厮杀中四分五裂。一九二〇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通过大战取得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胜利，北洋政府权落直系与奉系手中。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的结果导致张作霖退守山海关。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奉系军队战胜直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推戴段祺瑞再掌北京政权。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四年成立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开始北伐战争，孙中山希图通过北伐结束军阀混战，将中国引向统一和强盛。一九二六年初，为防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入侵，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并随之开始全力扩充军队。
　　无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战场距离上看与中国的东北地区相距多么遥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与张作霖一样，依旧认为北伐将对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构成威胁。一九二三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万人伤亡，还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重创。经济危机使得执政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战争中出任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的田中义一。这位军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强坚持的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的强硬立场立即得到因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设置“关东州”而得名的关东军的支持。以至于日本军部把能够动员的三十二个师团中的十六个师团，直接针对着中国的东北、京津、山东、华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还策划了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的作战蓝本。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仍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以国民党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准备出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无论国民党内部矛盾纷争如何激烈，但双方很快在一个政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产党。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分道扬镳，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宣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这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藉日支共存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同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33
　　《田中奏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共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中国国土也……。34
　　当然，日本仍需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寻找理由。《田中奏折》认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误，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强的压力下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这一失误必须纠正，日本要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只有在这样的借口下日本才能“得寸进尺”：
　　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支那为主权。因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满蒙领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35
　　《田中奏折》，这份通篇都在宣扬武装侵略占领别国的军国主义文件，最终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三
　　《田中奏折》呈送天皇两个月后，为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间，他密会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日本军政首脑，以谋求日本对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义一表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共产党，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中国南方，共产党就会重新崛起，日本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一任共产党在中国蔓延，不但有碍日本的在华利益，还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从而危及日本的国体。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国体”，这显然是夸张之辞。田中义一的真实意图是：倘若北伐军顺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他希望蒋介石“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而蒋介石则表示，“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因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放弃支持军阀张作霖——“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36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发布《告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言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誓竭全力，策励军心，会师前线，重申北伐，拥护中央，以固根本，震慑纷乱，以苏民生。”
　　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结束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然而，蒋介石进入山东督办公署还不到三个小时，日军就在派遣军司令官、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的率领下开进了济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护“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37
　　没人相信日军是来“保护侨民”的，因为北伐军的作战目的与日本侨民没有任何关系，且当时济南城里的日本侨民不及两千，而从青岛和天津陆续抵达的日军多达三千五百人。面对中日两军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决定隐忍。蒋介石派人与日方秘密联络，表示愿意承担日军军费，条件是日军撤回青岛。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军的北进将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严重威胁。
　　五月三日，日军开始炮击济南城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被迫还击。深夜，日军包围了山东省交涉公署。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方交涉，因拒绝向日军下跪并破口大骂，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后，连同其下属十七人被枪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再次前去与日军交涉，日军军官胁迫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在所谓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个日本军曹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上一个“阅”字后才将他放回。蒋介石认为日军正逼他趋于“无可忍”，以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军“全数撤离”设防地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38然而，北伐军撤离后，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日济南全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济南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称“济南惨案”。
　　此时，在日本国内，田中义一内阁决定驻扎在名古屋的陆军第三师团迅速开往中国山东，同时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日军的回击性行动是为“显示皇军的威武”，是对中国人进行的“断然惩处”，是为“使全中国感到震骇”。39——把入侵中国和屠杀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惩罚”和“惩处”，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成为日本官方和军方惯用语。
　　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就已形成共识：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中国北方后，如果张作霖的奉系军队顶不住，势必会退守他们的大本营东三省，那将极大地“威胁”日本百万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要说北伐节节胜利的蒋介石从没认可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统辖权。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指挥北伐军绕道济南直逼京津，张作霖的北洋政权岌岌可危。日军紧急将山东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时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发出了武力威胁：奉军如不主动撤军将被解除武装；奉军撤退，如北伐军追击至山海关外也将被解除武装，因为维持满洲的治安秩序是日本的责任。蒋介石的态度是：如果张作霖的部队撤出京津，北伐军在天津方向将“进至静海止”，在北京方向将“进至长辛店止”。40于是，日本人转而逼迫张作霖放弃北洋政权，不给北伐军进攻东北地区以借口。
　　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奉军退回东三省。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已经布置完毕。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时许，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行进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时，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专列被炸翻，冲天的大火将列车焚毁，身受重伤的张作霖于四个小时后死亡。
　　“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目的是“杀死中国东北的巨头，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具体实施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贯彻执行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的夙愿。”41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日本人劝说张学良在东北独立。面对国耻家仇，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全国，宣布奉军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令关东军极为恼怒。
　　但关东军并没有即刻动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机。
　　“济南惨案”发生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仅一九二八年的七、八两个月，日本对华贸易损失高达一千七百万日元。皇姑屯事件发生，导致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更加剧烈。因对华贸易额大幅度萎缩，田中义一内阁遭到了日本财界的猛烈抨击。同时，美、德、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致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强硬起来，宣布业已期满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一九〇四年的续约失效。随着北伐军自南向北的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风靡中国，且矛头直指日本，中国人喊出了“收复旅顺和南满铁路”的口号。接着，一九二九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这场经济危机以纽约华尔街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出口美国的主要生丝商品价格暴跌，对外贸易和工业产值全面急剧下降。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的关税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建立起森严的贸易壁垒，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日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需要从海外进口更多的物资，并开辟更多的海外商品市场，但是在列强们的一系列保护措施面前，日本的结局只能是从世界市场中逐渐地被排挤出去。人口过剩、资源匮乏、资金不足、银行倒闭、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和贸易衰微相互交错，日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一九二九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一九三〇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
　　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42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词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43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44——“惹起事端”这一措词证明，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源源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猛跌，中小企业的倒闭如大坝决口，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将近四百万。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强力扶持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财阀，致使三菱、中岛、川崎等著名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火制造。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
四
　　一九三一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中华民国进入了第二十个年头。新年到来的时候，国民政府要员拜谒了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此时的中山陵刚建成两年，陵墓四周栽下的树木还没有成萌。之后，在南京机场举行定都南京后的第一次阅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邀请各国使节前来观看的用意很明显：赢得上一年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中国南北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南京市区的街道上立起了五彩牌坊，普通人家的大门上也贴上了春联。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苏区的红军战士用上了新的识字课本，上面写着：“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地不怕。”刚刚识字的红军士兵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写《兴国调查》时显然心情不错，他认为苏区的百姓已在享受革命的成果：分了田，分了山，分了地主的谷子，大家都吃上了价格便宜的米，年轻人不用非得有钱才能讨老婆了，因为苏区主张婚姻自由且严格禁止买卖婚姻。这一年的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三百万，成为继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之后世界第五大城市，全球最时髦的商品都可以在这座扼守着长江入海口的大都市里找到。只是，入夏以来，全国性的洪灾给这个国家的欢乐蒙上了阴影，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四十多万人死亡，超过五千万人无家可归，连被外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也在洪水里浸泡了一百多天。这一年，在中国的北方，城市规模位列全国第四的沈阳人口约为七十万，其中日本人多达二十万，他们不叫“侨民”而叫“移民”。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移民”俨然把沈阳视为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商埠区的地名一律以“町”命名，日本兵、俄国人、朝鲜人、从关内来的内地人以及这些日本“移民”使这座城市混乱而热闹。关内的时髦之风已经吹了过来，满城都可以听见南方味道的《毛毛雨》：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哎哟哟你的心
　　一九三一年，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大难临头。
　　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45在主张武力扩张的日本军人中，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最为激烈而强硬，他们提出了以“占领满蒙”来“转变日本国运”的侵华建议。
　　石原莞尔认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文明”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开战，而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为了备战，同时也为解决日本国内危机，必须入侵中国——“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已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等幕僚的坚定信念。”46因此，关东军的首要任务是占领满蒙地区。板垣征四郎强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47石原莞尔的建议本不新鲜，但在日本深陷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时刻，这一建议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热烈追捧。——日本军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扩张摆脱国内危机的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四月，日本将由北方士兵组成的第二师团，与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第十六师团调防，以适应中国东北地区的严寒作战。七月，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再调一个陆军师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密令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之后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的兵力，准备于必要时渡江参战。八月，日军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之所以“异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有名的“中国通”：本庄繁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土肥原贤二则是长期在中国活动的特务头子。八月三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满洲作战计划。天皇分别接见了各位司令官。将领们都明白，这就意味着天皇知道并批准了“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而在皇宫外面的大街上，日本右翼分子在演讲结束时高喊：“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48
　　“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事？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中国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三十公里处，一九三一年时，那里既不是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管辖地，也不属于一九〇九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划属的区域，那里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七月，租种土地的朝鲜人与中国农民发生了纠纷，正在寻找挑衅借口的日本关东军立即介入，大肆煽动，导致朝鲜国内发生了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派出的特务中村震太郎，在中国东北进行秘密军事侦察时被中国军队俘获，审讯后即被处死。日本方面立即表示，这是中国蔑视日本权益的表现，陆军省声言必须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保护性占领”。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兴奋地认为，这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强烈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49日本国内的军人们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升空向日本各大城市撒下传单，传单上画着插有日本国旗的中国东三省的地图，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50
　　至今仍有一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惯用的伎俩面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侵犯了中国的权益，怎么日本人总是叫喊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经过二十多年的大量移民和殖民统治，日本举国都已经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是日本的国土。但是，即使是无赖，强占别人财产时，也需表白这份财产为何归他所有，因为无赖知道这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自近代以来，日本的政客和军人总是在“适当”时机蓄意制造一个事件，然后歇斯底里地声称野蛮的中国人侮辱了日本，忍无可忍的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惩罚”之外别无选择。话音未落，日本军队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便开始了。——而在这个时刻，中国人往往仍被日本人制造的那个“事件”或“事变”弄得一头雾水。如同面对一个狂呼乱喊的神经错乱者一样，正常的人如果并不熟谙这类境况往往会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国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高粱红到了天边。十八日那天晚上，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的柳条湖，他们将四十二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二十二时三十分，这些炸药被引爆，一段一米多长的铁轨在炸裂的巨响中被炸弯。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居然安然无事地通过爆炸点驶向了沈阳——爆炸似乎没有达到效果，但对于关东军来讲，这样的效果已经足够了——爆炸过后不久，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二十三点四十六分，驻扎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驻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北大营附近的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半个多小时后，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已经陷入激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向沈阳集结，先“惩罚”中国军队，然后占领东三省。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
　　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的时候，中国东北的军政大员们正安闲自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驻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他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军政大权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代理。——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以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东北军重要的北大营军营驻军、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关东军开始攻击后，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同时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报告。荣臻给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51——这种军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时分，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四时，驻扎铁岭的部队抵达，配合独立守备大队占领北大营；五时三十分，赵镇藩带领退出北大营的第七旅到达沈阳东山嘴子；六时三十分，驻扎海城和辽阳等地日军赶到，占领沈阳内城后，联合向东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官兵不战而退；八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机场以及所有的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被日军占领，军警全部被日军缴械。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事件中的两个史实甚为重要：一是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事变时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二是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双方的兵力异常悬殊：关东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各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约三千人，总计约两万三千四百人；而中国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三十万人，除因军阀之战十一万人被调入关内，留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尚有二十万人。特别是，事变爆发时，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一万两千多人，但是这座坚固的军营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都言是国民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关于这一点，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畔，你离开他，躲开他……”“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52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那时候日本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走在街上看见东北军官兵的刺刀，上来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如果碰上脾气大的东北军很可能一刀捅过去，因此张学良曾下令“绝对不许抵抗”，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选择：如果说拥有飞机大炮的数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东北地区的目的不是对付日本人，那么，用百姓的血汗供养的中国军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之说，将那一段的中国历史弄得荒诞不经。
　　张学良后来以主张抗战而闻名史册。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给东北边防军下达的第一个命令确实是“不抵抗”。
　　东三省“易帜”后，张作霖家族不再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地方军阀，东三省已经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因此，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53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54——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日后逐渐成为著名的抗日统帅和将领。只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的抉择是忍让。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消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三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55再者，那时的国民政府始终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天，张学良派他的副司令长官万福麟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国际联合会）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56——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捍卫主权与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最后，对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来讲，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与抵抗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两者权衡，前者更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前的七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作战命令，率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愿率东北军“唯钧座之命是从”。57之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58蒋介石担心全国的排日情绪被共产党利用，要求无论官民要“抑制”排日情绪：“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59
　　无论后人如何评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的政治博弈和武装斗争，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政客和军人始终把“反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借口，而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给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局面。这一点，连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看得清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十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七万之多。无奈之下，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绕来绕去，令请愿代表无从捕捉到任何确切答案：
　　关于抗日情事，假如本人想要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国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的前途打算，要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办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60
　　作为一国政府的首脑，这番话表达了一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人都难以解读的逻辑：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不能抵抗，因为抵抗就会亡国。为什么抵抗了反而亡国，难道不抵抗就不会亡国吗？——蒋介石没有解释。
　　之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学生书》发布：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伍者；有热血奔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唯一之权能，以定唯一之大计耳……61
　　在中国举国民情激愤之时，日本也同样举国民情鼎沸。“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中国的行为不但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而且日本国民就此沉浸在了军国主义的集体狂热中。土肥原贤二在致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电报中说，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了日军守备部队。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认为，这无异于给了日本以“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最良机会”，声称必须“以此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62——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性狂热尚武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致使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军人冲入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十天之后，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成立。——日本政党内阁终结的结果是：军国主义者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
五
　　日本关东军在一九三二年策划的两件事出乎中国人的预料。在中国东北，日本人突然将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请了出来，就任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溥仪正儿八经地在东北“登基复国”，并把这个“国家”叫作“满洲帝国”，年号“康德”。这一古怪事情，从策划到实施，是日本关东军用特务手段制造的：当溥仪从天津抵达长春时，“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溥仪看见那些夹杂在日本太阳旗中的大清黄龙旗时，不禁热泪涌流，顿觉大清朝的复辟“是有希望的”。63——无法得知这个已被中国人抛弃的皇帝是如何产生了所谓的“希望”，他应该记得，就在不久前，他几乎是被日本人用绑架的方式从天津弄到东北来的，而日本人命令他穿的竟然是日军军装——这个被王朝的訇然倾覆弄得十分脆弱的昔日中国皇帝，穿上日本军装的时候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参谋部就已决定：必须使中国东北地区“脱离中国本土”。64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国，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然后把东三省并入日本版图。
　　为了配合这场闹剧，在中国上海，日本人又开始制造“事变”了。由于关东军距离上海很远，所以这次出面的不是日本军人，而是几个日本和尚与打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和水上秀雄等在上海街头受到袭击，不久后日方宣布水上秀雄因伤重死亡——这显然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战后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的供词是：
　　问：……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样的经过呢？
　　田中：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末，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65
　　接下来的事情没有悬念：日本国内大肆渲染中国人的野蛮和无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正式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和抗日团体。所不同的是，这次声称要动用武力“惩罚”中国的，不是关东军，而是日本海军。日本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已经急不可待了：“陆军在大陆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66
　　国民政府担心战火蔓延至整个长江流域，示意吴铁城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上海市政府表示将“逮捕及严惩纵火杀人之罪犯”，同时希望事件能够“从速解决，以息纠纷，而睦邦交”67。但是，二十八日晚九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上海附近的海岸登陆了。午夜时分，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率领日本海军作战的，是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他曾扬言，只要战斗开始，他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用不了四个小时，日本海军就能占领整个上海。然而，战斗真的打响后，盐泽幸一才明白，“九一八”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守备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十九路军调防京沪地区，全军官兵三万三千多人。一月十二日，村井仓松以保护日侨为名，要求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第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第十九路军得知消息后，于二十三日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分别发表了讲话，其核心内容是：“死力抵抗”！“一决死战”！“决心去死”！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的态度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十分不安。二十七日深夜，何应钦连续致电蔡廷锴，要求第十九路军不可妄动。二十八日，日方发出最后通牒，限第十九路军即日撤出闸北，防区由日军进驻，遭到蔡廷锴的拒绝。战事随即爆发。
　　“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68
　　第十九路军和增援而来的第五军拼死抵抗，日军先败于吴淞，再败于庙行。惨重的伤亡令日军不断增兵，最终使攻击上海的总兵力达十万以上。但是，战场局面依然与日军事先设计的军事目的相距甚远。——“中国军队的抵抗异常顽强，终于未能突破阵地。在连日的战斗中，人员损耗甚大，弹药缺乏，殊堪忧虑。”69
　　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因指挥不利被撤职。
　　这一刻，中国人对日本积压甚久的仇恨火山一般爆发了。
　　全中国都注视着上海，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表达对第十九路军的声援：全世界华侨寄来的慰问品在上海码头堆积如山，华侨富商们的捐款瞬间达到千万元以上，自愿参军的青年两天之内就有千人之多。各界民众组织起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运输队。城市妇女和纺织厂女工在战火中救助伤员；上海郊区的农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蔬菜送往前线；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前线战壕里组成了一道防线，仅复旦大学义勇军就有两百多人在战斗中牺牲。第十九路军官兵在前线看见了两位著名的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身穿白色护士服为伤员服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五天之内组织上海妇女为前线赶制出三万套御寒棉衣并亲自送上前线。
　　近代以来，对于日本，中国已经忍了太久。
　　中国人已经不能再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