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史的“近世”问题》作者：永井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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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史的“近世”问题》

作者：永井和

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葛兆光）

　　说到东亚外交交涉，不能不说到近代或现代，历史学家很怪，眼中看到的是传统时代，心中想到的常常是当下时代，并不是古为今用，只是历史必然延伸到现在，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近代东亚诸相”，有讨论薛福成于一八九○至一八九四年间与英国谈判处理滇缅国境划定一事的箱田惠子《薛福成的滇缅界务交涉》，有通过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在菲律宾、日本和中国举行的十次远东选手权比赛大会，讨论殖民地菲律宾、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已经成为列强的日本之间的不同情况，并深入分析了体育、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的高岛航《远东选手权比赛大会与YMCA》。
　　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篇永井和的《东亚史的“近世”问题》，他回到日本本身，去讨论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理论问题，即究竟什么是世界性的“近代”？日本的“近代”是从“开国”开始，还是从“明治维新”开始？“近代”是否应当是多元的，是否历史应当有多个不同的系谱？在世界近代系统中，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亚洲的近代？最后，这篇论文还讨论了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以及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杉山正明有关问题的论述，为这一问题勾勒了日本学术界的讨论系谱。这相当有意义，因为今天中国、日本、韩国等区域讨论的有关亚洲和近代的很多内容，仍然与日本学术界当年提出的这一问题意识，有着相当复杂的关联。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想象的还是实际的》的论文，对来自日本的“亚洲主义”有一些批评。我总觉得，日本学界喜欢用“亚洲”或者“东亚”为历史单位，以描述一个超越现代国家界线的空间，一方面有自明治以来伴随大日本主义而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影子，一方面有当代日本学术界以超越现代西方为名而追随更现代西方理论的嫌疑，而且对于日本中国研究界来说，它有着使中国研究纳入亚洲框架，从而重返日本关注视野的意义。但是，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简单加入以“亚洲”或“东亚”为整体框架，淡化国家历史叙事的策略，这恐怕未必是福音。依我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不如采取“复数的传统和现代”加上“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似乎更妥善一些。
　　对于“东亚”以及东亚诸国之间的交涉史，日本学者有相当长的研究传统，正如吉本道雅在《后记》中所追溯的那样，自从一八九四年日本在那珂通世的倡导下，于高等师范学校中设置东洋史学科以来，这一学科一直对亚洲尤其是东亚诸民族的“交涉”相当关注，无论是白鸟库吉、桑原骘藏还是内藤湖南，都在同时关注着中国史、日本史、蒙古史和朝鲜史。在这篇《后记》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味的、也是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在进行有关东亚诸国交涉这类的课题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使中国史料“相对化”，要注意收集和使用中国以外的甚至是汉语以外的“异质的”资料。对于日本、韩国的学者来说，中国史料无疑带有“中国的立场”，无论是角度褊狭，还是偏见傲慢，或者是观念歧异，都需要借用日本或韩国的资料加以考订，任何一个国家的史料，也许都有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的嫌疑。我一直觉得，如果通过“异域之眼”（这是兴膳宏教授的说法）和“殊族之文”来反观，也许反而能够揽镜自鉴，看清自己的上下左右。因此，“相对化”和“异质的”这两个概念意味很深，也许，里面有很多问题意识和新的角度，是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

　　（《中国东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夫马进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二○○七年三月版）